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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灯闪亮 指引我一路前行

来源: 北部文学城 时间:2021-08-28

作者/李江

 

 

 

时光荏苒,稍闪而逝。煤矿生涯,转眼四十余载。虽无惊人之举,也未有壮怀激烈之悲壮,普通而平凡。现吃着养老金,悠闲自得之时,回想往事一种激情顿涌心头,唤我鼓起勇气,用我粗糙的手执笔,记录我虽平凡但着实真诚的人生轨迹。

记忆中,很深刻地映像莫过于大伯在给我送行时的那一刻。他老人家两行浊泪穿过满脸纵横交错的道道皱纹,以及那微微颤抖的手迎着寒风挥舞着:"再见!孩子!好好干!"几十年来大伯的话一直激励着我鼓舞着我。

1976年7月我从内蒙古开鲁县小街基中学高中毕业。1977年11月,在二伯的关怀下,我这个重沒出过远门的农家子弟。应招从故乡来到远在安徽的淮北矿务局芦岭煤矿参加工作。

进矿后被分配到《掘进四区后勤队下料班》,负责为本区掘进迎头施工装运材料。这个工作虽然劳动强度、劳动环境、都比掘进迎头好上许多,但是对于身材矮小的我来说,仍然要付出百分之二百的力气。三吨重的矿车皮再装上水泥、黄沙、料石、掘进巷道架棚用的U型钢、工字钢等等,足足有五六吨重。由于当时矿上机械化程度很低,在装运材料过程中,基本上都是肩扛人抬、人工装卸、人工推车的,四五个人免强能使矿车慢慢前行。如果遇到上坡或弯道就推不走了,只好四个人一人手拿一根钢钎。一人看住一个车轮子往前别,使矿车一寸一寸地往前挪。更要命的是矿车脱轨,一旦脱轨那就得使出浑身解数。撬、压、垫、抬、推、支、掀。若是还拿不上道,干脆把装上车的材料卸掉全部或一部分,使其减轻重量,待 车皮拿上道后再重新装上。虽然很苦很累,但这些困难,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都能克服。

在材料装运过程中还有许多因素是自己不能掌控的,任务下来后,不能说干就干,还要过几道难关。*一关是车皮关,由于矿上车皮供求紧张,而需要车皮的基建、掘进、修护、通风、保运等单位,足有一二十家,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如果遇到雨雪天气,车皮周转缓慢,为了要几个车皮会从早上一直等到天黑有时还等不到。有了车皮装好材料下到井下,送到大轨道下部车场,还要第二次排队。大轨道的主要任务是为掘进放大眼排矸子、打采煤料,其他一律让路,常常出现一排几个小时或一二十几个小时的现象。冬天大轨道下面寒风刺骨,想找个避风的地方都没有,有一次实在冻得受不住,便留下两个工友在下面看着,我和另外两名工友去到上边阶段车场,掘进巷道保险洞子内避风,没想到刚坐下沒一会两名安检人员巡查过来,硬说我们在井下睡觉,要停班、罚款、送学习班,真是有口难辩。

记得还有一次,更是让我终身难忘,那天我和五位工友一起中班下井,送料车来到大轨道下部车场,一看前面用于排矸的车皮、采煤料等二三十车,等放空大眼,打好采煤料,排到我们时,运输区轨道绞车司机和把钩工到点下班了,当时心想等到夜班*一钩就能打了,心里还长出了一口气。可是没有想到夜班把钩工来了,坐着电车头轰轰响地拉来二十多张车皮,到轨道下口一看,不容分说,挂上钩头把我们的料车甩到下车道上,他们要先放大眼,等他们把二十几多张车皮放好矸子,我们五个人又喊着号子吭哧吭哧地重新把材料车推到上车道上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两名把钩工也是累了,躺在打点室内睡上觉了,怎么商量都不起来,气得我要自己打点走钩,没想到其中一位老哥恼羞成怒,抄起塘柴棍子照我的安全帽上狠狠的砸了两下,震的我脑袋直发蒙,我借机撒腿就跑,跑到地面坐在调度所地上,找矿领导评理。凌晨四点,调度人员硬着头皮,把当天的值班矿长从梦中叫醒,主持召开追查会。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追查会上打人者并没有受到几句批评,反倒批评我说:"心里再急也不能自已违章打点走钩"。鉴于我出发点是急于工作才免于处罚。

参加追查会的区支部书记朱桂亭很心疼我,但他又不能违背矿领导的意志,便安慰我说:"回家休息吧,天亮了到矿工医院做个脑电图看伤到没有"。我愤愤地回到职工宿舍蒙头大睡,可怜我那几位工友,开过追查会后又重新下井,直到把材料打上去,才上井休息。

我在宿舍床上一觉睡到天黑,睡醒了肚子也饿了,到职工食堂吃了一点饭,喝了半斤0.98元一斤的地瓜酒。回来后躺在床上越想心里越委屈,忍不住蒙上被子,呜呜的哭了起来。在心里发誓:"不干了回老家"。但冷静下来又想到临行前,故乡亲人们的叮咛和嘱咐,想起了我的大伯:一个在四平保卫战中英勇负伤的老兵,一个面对困难坚韧不拔,始终不忘初心的共产党员。

我的大伯李永生,1922年8月出生在内蒙古开鲁县小街基镇沼根庙村。出生后就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日子,多少次险些沒被饿死,少年时代讨过饭,十四五岁就开始给地主打长工。为了翻身,为了解放。1945年春天,大伯自己主动应征入伍参加了解放战争,由于大伯在战场上作风顽强,不怕牺牲,参军不久就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不幸的是在参加1946年春天开始的四平保卫战中英勇负伤。

四平是国共两党必争之地,得四平者得东北。因此双方都不惜血本,战斗打得异常惨烈,阵地多次易手。一次大伯阵地前,国军再次蜂拥而至,眼看阵地又要失守,大伯眼睛都急红了,抱起机枪跃上战壕猛烈地向国军扫射,国军慌忙卧倒停止进攻,战友们担心大伯中弹,几个人奋力将大伯拉回战壕,大伯回身又要往上冲,这时两颗炮弹同时飞过来,正好落在大伯所在的坑道里,只听轰轰两声巨响,顷刻之间大伯便倒在血泊之中,身边一共九名战友,当时牺牲了七名,不幸之中的大幸大伯和他的另一名战友还活着。

当大伯从昏迷中醒来时,已经躺在战地医院的病床上,经检查大伯的左大腿,左手臂伤情严重,已经不能重返战场。大伯当时用拳头锤着病床,满怀悲愤地告别所在部队首长,转到后方医院继续治疗,待伤情好转刚能拄拐下地行走时,为了不托部队的后腿。便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后方医院,一个人默默地回到了家乡。

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大伯哭了,欢呼着和村民们一起走上街头欢庆胜利。大伯从心眼儿里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感谢人民军队。

回乡后由于大伯心糸集体,关心群众,做事公道,深得全体村民的拥护。三年困难时期,大伯临危受命走上村主任的岗位。从此大伯便把自己的命运和全体村民的命运融为一体。他亲历亲为,率先垂范。谁家有了困难他都亲自到场,千方百计邦助解决。

村里的五保老人过世大伯亲自"扛幡"从村里一路磕着头把灵柩送到墓地让老人入土为安,他是把自己当成了五保老人的儿子。

为了省下一点粮食给老人和孩子们吃,他让人把玉米皮儿,高粱壳儿,地瓜秧等能入口的东西,用碾子压碎,放在锅里蒸一下自己带头先吃,吃的大伯大便解不下来,实在没有办法,就用手指抠或者木棍儿往外拨。

由于大伯的表率作用,三年困难时期全村没有一人因为饥饿而死亡。在与饥饿抗争的同时,大伯和村委会成员一起,带领全体村民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兴修水利、畜牧养殖。使全村的集体经济一年比一年好,各项工作都走到全乡的前列……

1966年四清工作队进村,有别有用心的人在工作队面前说了大伯的坏话。工作队不问青红皂白就逼着大伯交代问题,当时已经上小学的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便悄悄的躲在审查室窗下偷听,只听一个不足二十岁的年轻工作队员拍着桌子对大伯吼着说:"蒋介石八百万大军都被我们赶到台湾去了,你一个小小的李永生还能翻上天去吗"?气的大伯满脸通红,呼地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摔门而去。之后工作队实在找不到大伯什么错误,便以大伯对抗工作队为名,官降一级,撤了大伯的村主任职务,降到生产队担任政治队长。

文革期间,由于大伯苦大仇深,又是伤残军人,虽没有受到批斗,但总是和造反派意见相左不受待见。文革后期工作队又进村了,为了增加粮食产量,要搞玉米密植,由原来的"小步甩",就是一尺远一颗苗,变成二尺远八棵苗,呈圆形种植,由于下不去犁杖,只能用人工挖坑下种,秧苗一米高的时候再人工培土,既费工又费水又费化肥,结果秋天结出来的玉米穗,只有三寸长。而大伯种的"小步甩”,玉米穗儿足有一尺长,而且颗粒饱满。工作队让大伯搞密植,大伯表面上答应,但背地里仍然种他的"小步甩",工作队员发现后生气地说:"你不就是扛几年秫秸吗?(是指大伯扛过枪打过仗),但也不能欺骗组织呀"。汇报到乡里,工作队队长一气之下又撤了大伯的政治队长职务。

之后两年为了养家糊口,大伯自告奋勇给村民们放了两年的猪。可怜的大伯托着一条残腿每日里和猪赛跑……

两年之后己经年近花甲的大伯又回到政治队长的岗位上,继续为全队社员呕心沥血。直到1982年土地承包……

大伯始终把党和群众的利益放在*一位,谁损害党和群众利益,他就和谁抗争。虽然家中父母妻儿老小十几口人一直挣扎在贫困之中,但大伯从沒利用手中的权利谋取一分钱的私利。大伯光明磊落,两袖清风,疾恶如仇,忍辱负重,无怨无悔。在艰难困苦、在自己受到打击、受到误解、受到伤害的时候,始终沒有动摇对党的信念,始终相信党能带领人民群众走出困境,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大伯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和心血都奉献给了新中国的解放和家乡的建设事业。为祖国为家乡父老捧出了自己一颗赤子之心……

记得小的时侯大伯经常教导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做一个对党对*对人民有用的人"……

临行前大伯深情的嘱咐我:"人生不易,总会有沟沟坎坎,要不怕吃苦,不怕受累,要能面对困难,战胜困难。还要受得了委屈,经得住挫折,百折不挠,方得始终……"

想起了大伯的嘱咐和送行时的身影,心里顿时就亮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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